【时讯】找寻中国思维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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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在成长和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与西方不同的保存观念( presupposition ) 由于在翻译中发现这个差异没有被认可，我们对中国的世界观产生了相似的错觉。 ——国际知名哲学家邓大维、汉学家安乐哲中国思维的根系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翻译不断，但这些思想除了停留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脑海里以外，他们始终不真正扎根于普通中国人的思维深处。 为什么？ 几千年来，什么样的制度、超越制度的要素到底是什么？ 古人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吗？ 古人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像一个一样提出问题吗？ 中国为中国用中国思维的“语法”★关怀形式塑造中国精神属性的内生因素中国的思维是保持中国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内生文化因素，用形式塑造中国精神属性的重要历史能量，它是“默契知识”( tacit knowll ) 不仅是“智能”( intellectual )，也是“心性”( mentality )。不仅是“思想”( thought )，也是“情节”( mind ) ★超越了衡量中国思维性质的线性规范，中国历来属于思维和现代科学理性不同的知识类型，但面对多而复杂的现象世界，两者并非必然构成除此之外的简单对立。 以“前现代”标签作为衡量中国思维知识性质的线性标准，分析和理解其中自我接触的内在道理，是两者寻求和发掘相互渗透的可能性的路径之一 ★透析是共时性记述的根本目的是方法论，“共时性”记述不是发现“规则”、说明真理、抽象历史的所谓“宏大叙事诗”，而是抓住重要的“钥匙”，不是一次性实现说明意图的本质主义，而是整体性的 作者:萧延中，1955年出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图书馆馆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第一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心理学、毛泽东政治思想等行业的研究 著《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特辑)、《中华文化通志政治学志》(合着)等。 按主编“海外毛泽东研究翻译丛”和“心理传记学翻译丛”出版编辑、译者，发表多篇论文 《中国思维》双重论域的作者:萧延中在阅览中国古典文献的有限经验中，在笔者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两种不同的言论论域，笔者将这些定义为“史问论域”(历史和问题)和“认识论域”。 在整个文献中，两者密切相关，水乳融合但在思考方向上，两者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英国着名汉学家、哲学家葛瑞汉( angus c. graham )在名着《论者》( disputersofthetao:PhilosoPhicalargumentinancientchina )中，将中国古代的早期思想文献称为“道德哲学” 读他这深刻的洞察时，真佩服独特的体悟和敏锐的透视 第一域:史问题论域 以前从中国传来的知识系统用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来表现，这种分类方法的核心是“把事情做好” 历史部自不必说，经、子、集各部都需要各自的路径和方法“志”，但无论如何都沉浸在整体的“叙事构筑”中 换句话说，从形式上看作为古希腊式假设的推论的“logos”( logos )的样子并不容易 从中国自古流传下来的知识系统，按时间、人物、事情等各种“事实”排列，在“讲故事”的具体生动过程中表现出“道理”(价值)，提出“问题”(规则)，启发世人，铭记后世。 纵观《中国图书目录学》的分类框架，其知识的表达、积累、传播方法，“叙事”形式占有压倒性重要的位置 我们把这种知识表达的方法称为“中国思维”的“第一域” 相应地，“中国思维”的研究形成了从历史文献(地上)和考古文物(地下)中展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具体论述，并在特定语境下的时空语境中对具体事实进行了考证和阐明。 也可以通过一个史实来谈论普遍性和秩序的问题 总之，这条“思想史”的路径最初表现和研究了“思想过程”，特别是“思想结果” 因此，“第一域”研究的目的是展示古人言论的内涵，即这些言论的正确含义，其事实背后的历史语境，以及这些言论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关于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解体，也多以“主张”( propositions )的摘要形式，整体反映了时代的“源”和“流”的主导倾向 当然，“第一域”的思想史研究积累丰富，成果巨大，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流类型 第二域:了解论域 “中国思维”的“第二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论证具体问题时所具有的通常的认识规则、推理形式、思维路径 思想者不是指“那样的思想”，而是指“那样的思想”的认识规则、视点的预设、思考的制约 可以说，正因为受这种思维规律的约束，“中国思维”才没有提出过西方思想体系的一些核心命题 关于古代，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同王朝的各派思想者都有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证之路，但无论有“性善论”，还是有“性恶说”，其基本的论式都基本一致。 这些学说都是基于“天人合一”的预设，因此，“天命”“三统”“阴阳”“五行”“祭祀”“正朔”“礼仪”等议题反复出现 深入研究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这些命题的论证过程都呈现出循环模型 由于“中国思维”的根系中不存在“逻辑”推理和“原罪”( sin )精神，现代西方思想中有“宪制”( constitutionalism )、“政教分离”( sepationofChuris )等很多今天的人都很熟悉。 这些“不可能直译”的中国古老词汇，恰恰反映了“中国思维”的特质 因此，本书大胆假设:全部由“不能直译”词汇构成的价值体系、理论假设和推理形式应包含在“中国思维”的“第二域”中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第二域”的透视作品被编入“第一域”的研究系列中，或者主题知识研究单独成功，但对于整体的认识体系，除了少数著述以外，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根系性” 历史文献中“史问论域”和“认识论域”混合存在，但从两者不同性质的表现，我们可以明显地认识到其差异 例如，无论以前传入帝政的王朝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支持其“革命”的正统性理论( legitimacy )都来自“天命说”，这一学说基于中国古代历法计算模型和阴阳术数的推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连续的资料中，无论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第一域”有什么观点，无论其具体争论多么激烈，他们在“第二域”中共享同样的知识体系。 这个知识体系规定了他们或明显或潜在的前提预设，但这些前提预设规定了他们“问题意识”的性质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思想的“第二域”是规定“中国是中国的理由”的重要因素。 原题:阅读《寻找中国思维根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