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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赵敦华:回到中世纪历史看到底什么是“人文主义”

来源:泰州晚报作者:铎雅宁更新时间:2023-09-02 09:16:53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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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艺复兴”从西文翻译的renascence (复兴)其实并不是“文艺复兴”的意思,“文艺复兴”的中译似乎有成见,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达文奇、拉斐尔、塞万提斯、塞万提斯。 但事实上,复兴期是社会、文化的全面变革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复兴从13世纪开始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把经院哲学推向了理性的高峰 人们看到了希腊哲学的魅力,但缺乏全面理解希腊文化的方法 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关闭了高等学校。 持有古希腊罗马典籍流亡意大利、流亡的希腊学者带来了西方人长期渴望的文化宝藏,带来了文艺、语言学、科学、哲学和神学的繁荣。 文化上出现了新旧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学与神学、古代哲学与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与复兴的其他古希腊哲学派别、个人主义与权威主义、批判精神与教条主义、理性与信仰、经验科学与自然哲学、科学与伪科学相互 “人文主义”兴起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第一思潮 “人文主义”一词最初是指人文学科( studia humanitatis ),人文学科几乎相当于古罗马学校讲授的课程,以古典拉丁语为主,包括语法、修辞、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 与中世纪的“七艺”相比,人文学科省略了“四艺”和逻辑,增加了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其培养目标是个人的表现能力和文化修养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除了少数意大利大学外,都从事基于逻辑的经院哲学和神学教育 两种不同的教育是导致人文主义者和经院学者思想和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被认为是罗马教会的对立面,其实两者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协调的一面 人文主义者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以宗教的名义,把人的卓越性提升到上帝那样的崇高位置 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的主题素材大多来自教会的装饰,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摩西》《创世纪》《最后审判》《达芬奇的《最后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的圣母》。 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利奥十世等非常欣赏和支持人文主义者的古典艺术创作 天主教中有点有名的人文主义者主张宗教改革,但丁在《神曲》中谴责僧侣腐败,把活着的教皇尼古拉三世下了地狱 伊拉斯谟宣扬的重回福音和保罗神学的改革主张风靡一世 罗马教会内不断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教廷和教士阶层在思想上遵守规则,在生活上越来越世俗化,沉溺于物质和艺术享受,聚集财富,发行欺骗信徒的“赎罪券”。 如果不能在罗马教会内部进行改革,就需要外部改革 通常认为,人文主义用人性代替神性,现世的追求用替代来世的追求,将人文主义与18世纪以后的“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混淆是夸张的评价 人文主义不同于近代的人本主义世界观和人道主义社会观,反映了中世纪晚期社会风尚的价值观,具有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优势 我们从近代政治哲学相关的立场出发,从以下四个方面概括人文主义价值观的政治理念:第一,尊严、自由、德性第二是德性和名誉的政治学第三,天主教内的宗教改革第四是古典学和《圣经》的考证 人的尊严、自由和德性是主张人文主义者的第一个彼得·卡车说是论述人的尊严的第一个人。 其他人放弃这个主题是因为论述人类的悲惨更容易。 相比之下,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关于人类悲惨的条件》中强调人是值得同情的悲惨动物 之后,人文主义以“人的尊严”“人的崇高”为题,以前流传下来的主义者以“人的悲惨”为题,正面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自古流传下来的主义者,囿于对上帝的服从,说是上帝脚下微不足道的生物,过着无法自主的悲惨生活,等待着上帝的拯救 人文主义者通常不否认人与神之间的联系,但利用这种联系,论证人与神相似,高止于万物,自主自由的尊严 例如,托马斯( anselm turmeda,1352—1432? 在《驴议论》的寓言中,设想了人和驴讨论哪个更优秀的问题 最后发现的证据说服了驴:上帝肉体化的形象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 德国人文主义者阿基帕( agrippa,1486—1535 )认为,人体结构是一个小宇宙,不仅包括构成地面的四个要素,还包括构成宇宙的第五个精神要素,人的结构是天界和边界的缩影,人体的站立姿势是其他 他能仰天。 这是因为上帝的精神世界是自己的。 菲德斯( juan luis vives,1492—1540 )在《人类寓言》中将世界比作创造者准备的舞台,人类是能扮演从最低位植物到最高位众神的演员 创造者从人的本性中除去了固定的本质,人的行为决定了他的存在 他的实体包括其他本质,具有比物质和动物世界更高的能力,比自己的道德约束力和公共生活更高的政治权力 人最高的价值是自由,即选择和培养他自己地位的力量,这是天神给人的礼物,人利用自由最后成为最高的天神,达到了上帝儿子和上帝成为一体的最高境界。 用这种方法,菲斯向“三位一体”的神学信仰注入了人文主义的价值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是虔诚的基督徒,必须从古代的人性论、德性论、幸福观中找到基督教的救赎 彼得在《关于自己和别人的无知》中说“没有足够的认知来拯救”,为了认知上帝,他说“这是真正最好的哲学”。 彼得说他尊敬柏拉图、西塞罗和塞内卡是因为他比亚里士多德更接近基督教。 柏拉图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认为他的哲学离上帝最近。 他从塞内加尔得知:“除了灵魂以外,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对伟大的灵魂来说,没有什么伟大的。” 尽管如此,他认为古代哲学不能取代基督的宗教。 他说:“在考虑和平谈判和最高真理、真正幸福和永远灵魂的拯救时,他不是西塞罗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 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就是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瓦拉在“关于真正的善”的对话中,展示了斯内亚派、伊壁鸠鲁派、基督教三种伦理观的交战。 他总结说,斯多亚主义者为德性而有德性,忘记了德性与上帝的联系,他们所谓的德性是虚假的,实际上是违背最高善的恶。 伊壁鸠鲁主义者为了乐趣追求德性,正确看待德性的实用目的,但否定了灵魂的不朽和来世的报应,认为幸福只是现世得到的乐趣。 基督徒为来世的幸福追求美德,天堂的乐趣才是真正永恒的善。 但是,现世的乐趣是着眼于来世而得到的正当体验 没有乐趣,没有希望和期待,就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人服从,没有幸福,没有人事奉上帝。 因为上帝喜欢快乐的仆人 他以宗教和信仰的名义反对经院哲学,反对神学和哲学的同盟,指出哲学不是神学的姐妹或避难者。 经院哲学对宗教来说是徒劳有害的,引起过很多异端 艺术家阿尔巴蒂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不同 他说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人们欣赏他的杰作。 人在自然界中的崇高地位是自然赋予人的卓越本性,这些德性包括“理性、教育性、记忆和理性”,这些神圣的性质认识到人们进行研究、认识、认识、不使用和尊敬的东西,对他最好的 除了宝贵的令人羡慕的伟大礼物之外,上帝给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另一种能力是沉思。 为了限制贪婪和无能,上帝赋予了谦和和荣誉的欲望 另外,上帝在人的心中建立了将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牢固的纽带。 这就是正义、平等、自由、爱” 人文主义者借助人与神的关系论证人的崇高地位,他们没有完全脱离中世纪思想的前提 但另一方面,他们肯定是借用古代伦理学的思想,被中世纪压迫和遗忘的幸福和价值 除了新引进甜菊派和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外,还宣传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世俗方面,认为健康、幸运、财富、物质利益是外在的实际存在的善,没有这些外在的善,内在的善也不会实现的人越来越多。 人文主义者称赞的幸福是内在和外在的善,灵魂和肉体的快乐的和谐 人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人文主义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经院哲学,但更激进的人提出了更符合人性的温和开放的政治代替宗教独裁的主张。 托马斯·摩尔( thomas more,1478—1535 )是英国政治家,从1529年开始担任大法官,因英王亨利八世拒绝承认领导教会的权利而被处决。 摩尔是人文主义者,把希腊语传记、诗、政治和宗教著作翻译成英语 他的代表作《乌托邦》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始 摩尔的政治蓝图基于道德理性,他以人文主义高尚的德性标准否定财产的道德价值 他得到了其他人文主义者没有说的废除私有制的结论,但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依然是人文主义者政治道德化的主张,这种主张是直接继承基督教政治以前就流传下来的。 这是因为有人称摩尔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随着政治学伦理学的延伸,正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表达人文主义德性政治的理想一样,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niccolo machaivelli,1469—1517 )试图按照罗马人政治学说的标准形成新的统治者。 他出生于佛罗伦萨律师家庭,从小接受人文学科的教育,青年时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官 1512年梅迪奇家族执政后离开公职,因涉嫌参与反梅迪奇活动而被软禁 在此期间,写《君主论》献给梅第奇 解放后1513—1519年写《关于李维的前十书》等着作 1527年共和国重新建立后失去了公职 尼古拉·马卡维利的《君主论》鼓吹绝对君主权,《论李维的前十书》论证了共和制的必要性,两者看起来矛盾,其实代表了人文主义者的政治主张。 在当时的政治学着作中,君主制和共和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种制度 《君主论》是对君主的抗议,制定了统治者阅览的行为规范,特别重视统治者的质量和能力,而《关于李维的第一本十书》是向大众发表的著作,首先论述了各阶层应该遵循的政治制度。 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列举了历史上和现实中成功的君主事迹,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君主说:“当他知道他是他军队的完全主人时,他的名声总是越来越大,他受到人们的尊敬,不及任何时间。” 相反,“世界上最弱、最不牢固的东西,难道不是基于自己力量的权力名声吗?” 他称赞现在的西班牙国王阿拉贡费迪南是“基督教世界上最优秀的国王”,因为武装力量“给他带来了荣誉”。 马基雅维利为君主制定的指南是“一个君主必须依赖他的行动才能得到伟大人物和卓越智力的声誉”。 君主如果能“一边征服一边维持这个国家”,“他采取的手段总是感到荣幸,同时受到所有身体的称赞。 因为流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这个世界上尽是流氓。” 关于人民是流氓,马基雅维利用性恶论证明了。 可以说“关于人类,他们通常忘恩负义,容易改变心意,是伪君子,是假的,是避难所,是追求利益的东西。” 面对这样的臣民,君主有理由不受道德的制约。 他不可能不给予残忍的名声。 他的安全越来越令人害怕。 不是被爱。 最有成就的君主是不可信的。 这样,这些质量都是恶的,否则无法支配。 这是邪恶的,可以治恶。 以前就公认的正义、自由、慷慨、信仰、虔诚等美德,在马基雅弗利眼里没有自己的价值,不是君主必须实践的大体,而是君主的行为没有道德约束力 “人们实际上应该怎么生活,人们应该怎么生活,那个距离很大,如果忘记了一个身体为了该怎么做而实际上在做什么,他不仅不能离开自己,反而会毁灭自己。 马基雅维利对君主说:“世界上有两种斗争的做法。 一个是运用法律,另一个是运用武力”。 第一种做法是人类特有的,第二种做法是野兽的 “既然人类都是‘假的’流氓,你先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 运用野兽做法时“应该模仿狐狸和狮子”的君主艺术是什么时候变成狐狸,什么时候变成狮子,特别是“知道这样做狐狸”。 那就是“君主知道有必要隐藏这样的兽性,同时必须成为伟大的伪君子和好人”。 人们是那样单纯,同时也是那样被当前的需求所支配。 因为欺骗它的人总是能找到上当的人” “君主论”赤裸裸地提倡武力征服、欺诈、坏事,即使在黑暗时代也很难成功。 在人民逐渐开放、法制逐渐成熟的中世纪末期,将马基雅弗利视为最初的近代政治哲学家并不可笑 如果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有现实主义因素的话,那可以在《论李维》中看到 马基雅维利用肯定的态度谈论人性 他说:“在天性上,人即使有得到一切的能力,也有这样的欲望,但命运他们得不到多少。” 这使人脑子里不断产生不满,对现有的东西产生反感 不安于现状的追求,对一切限制的憎恨,都是人类自由的本能 用历史变化的视角看待人性,马基雅弗利称赞了古人自由的德行 他说:了解古代王国的人知道根据风俗的不同善恶有多少,但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唯一的区别是上天首先把德行放在亚述、媒体、波斯、最后在意大利和罗马。 罗马帝国后,集世界德行于一身的帝国再也没有出现,但德行分散于许多民族,使他们过上了有德行的生活 马基雅维利只把基督教道德列入德行 他说:我们的信仰和古人不同 我们的信仰,显示了真理和真理之路,我们不重视现世的荣耀,但异教徒非常尊重它,将其视为善……除了现世的荣耀等身者,例如军队的将军和共和国的君主,古代的信仰不美化别人。 我们的信仰受到尊重,但是谦虚谦虚的人,不是实干家。 它把谦虚冥想的人看作圣贤……这样的教养,这些荒唐的解释,使我们今天看不到古代那样的许多共和国,人们之间再也看不到当时那样对自由的热爱了。 “自由”( libertas )在古罗马共和国保守分子西塞罗、萨雷斯特、李维( levi )等著作中的第一个含义是,由于外国人的奴隶制和市民的利益而互不冲突 马基雅维利向往古罗马共和国的荣耀,看到罗马的伟大在于共和制 他说,精明的人建立共和国,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为自由构筑壁垒,自由的生活习惯持续存在的短长,依靠这种壁垒的优劣。 罗马共和制建立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制度,“由于三种统治形态各不相同,因此,后来共和国的国体变得更加巩固了”,“在这个混合体制下,建立了完美的共和国”。 之后,罗马共和国的衰退,根源于平民和元老院的内部纷争,发展成了皇帝专制的帝国 马基雅弗利一反“君主论”中关于君贵民轻的讨论,人民解释说“没有君主那么忘恩负义” 说到工作的精明和持久性,我认为人民比君主精明,更稳健,评价力更好。 人民的声音被比作上帝的声音” 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人历来肯定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马基雅弗利从罗马共和制获得政治自由的思想,把各派力量的均衡作为政治自由的保障 必须承认对近代政治哲学自由的理解与马基雅弗利相近 但是,虽说这夸大了马基雅弗利政治哲学的现代性,他在否定和无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谈论罗马共和制是不现实的。 就像他承认的那样,“我也不明白。 自己是否应该把自己看作欺骗者。 因为我在这些复印件中,大力赞扬古罗马时代,谴责我们的时代。 如果说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积极的幻想,马基雅维利向往的古罗马是复古的妄想 天主教内宗教改革中世纪末期失格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教会因自身腐败和神学分裂而失去了大统一的权威 教会内的改革派要求用宗教会议的集体领导人代替教皇个人独裁 1409年,披萨主教会议宣布:“教皇也是人,所以他也犯罪,犯错误。” “教皇在所有事件中都必须服从主教会议……否则主教会议有权让他下台” 宗教会议运动在1417年召开的康斯坦茨会议上达到了高潮 但是教皇否定了会议决议,宣布禁止在主教会议上发表反对教皇的公告 约翰·威克里夫( john wyclif )在英国和约翰·胡斯( john huss )发生的反对波西米亚腐败和教皇独裁的大众运动被镇压,胡斯被火刑柱烧毁 在天主教内部要求制度改革的呼声被平息后,人文主义者发出了利用古代思想资源攻击经院哲学的思想改革之声 德谢拉姆斯( 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 )是天主教内部这一改革思潮的代表 他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天主教徒的家庭,少年时代在天主教会内接受了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教育 1487年成为奥古斯丁会的神父,1492年被任命为神父,在巴黎、牛津、鲁汶等地学习,在剑桥、鲁汶、巴塞尔、弗雷堡大学任教。 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士兵手册》是为了“陷入宗教迷信”和“信仰犹太教那样可怕的宗教”。 伊拉斯谟而不是“爱的宗教”士兵证明了基督教的本质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以《圣经》的知识为武器与生活的罪恶进行无限的斗争,另一个是关注内在的上帝和对邻居的爱,不是外在的崇拜活动。 要获得圣经知识,就必须热心研究上帝的道路,熟悉保罗的教诲 他认为异教徒,比如柏拉图主义者,斯多亚派“一般是优秀的道德教师”。 古代思想的主要注释者是奥古斯丁、安布罗斯、哲罗姆斯、奥古斯丁等早期教父 伊拉斯谟反对经院的学者和僧侣,纠缠《圣经》的文案忘记精神,依靠邓小平司分别不读《圣经》的原典,学术上沉溺于文案,不关心精神本质,行动上假装虔诚,和不关心别人的人一样不正当 他斥责了哪个伪君子:“你的兄弟需要帮助。 那时你喃喃地向上帝祈祷,假装看不到你兄弟的需要。 “当你一夜之间失去了千金,有点贫穷的女孩为了生活卖掉了肉体,失去了灵魂。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想和我相关的事情” 像你这样认为的基督徒还能被看作人吗? 伊拉斯谟是《圣经》希腊语拉丁语对照书的序言,他主张他的思想是融合学术和心灵的“基督哲学”( philosophia christi ),这是与经院哲学对立的两个概念 他是这样说的。 “在这个哲学中,内心的意向比三段式推理更真实,生活不仅仅是争论。 比起解说,激励更好。 转变是比理性想法更重要的事件 只有极少数人有学问,但每个人都能成为基督徒,每个人都能成为虔诚的人。 我大胆地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学家。 伊拉斯谟的理想是用“基督哲学”改造神学,按照保罗的主张改造教会,更重要的是消除人性中虚伪的一面,恢复简单朴素的自然性。 福音书朴素的信仰胜过麻烦的说教和仪式 他在《谈话集》中讲述了在海难事故中,船上的人慌忙寻求圣人的保护,并发誓偿还的故事。 只有一个母亲保持平静和尊严,抱着孩子默默地祈祷,最后只有她得救了 他相信符合自然本性的基督教信仰和所有圣贤发现的真理是共通的,反对宗教狂热和专制主义,主张没有必要通过教育强制改变人的坏生活。 他赞扬苏格拉底生动感人的说服,尊重他看到死亡的气概。 他的名言“圣苏格拉底为我们祈祷”是基督徒对异教徒道德的最高评价 回到伊拉斯谟宣扬的福音改革主张与新教改革纲领一致,但不是罗马教廷的主导思想 伊拉斯谟温和的人文主义和路由器激进的信仰主义差距非常大 你会发现这种差异引起了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 人文主义者的这些改革主张没有被罗马教廷采用,受到新教改革派的反对,但对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和后世的启蒙精神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古典学和《圣经》考察了早期人文主义者不关心自然研究,彼得·卡车的一节是代表性的 自然的东西说“即使是真实的,对幸福的生活也不重要”。 我知道动物、鱼类、蛇类的本性,但无视或忽视了人的本性、人生目的、人的起源和归宿,所以对我没有任何帮助” 后期的人文主义者热衷于自然哲学,但由于思辨和过于奇巧,落后于新兴的自然科学 但是,人文主义者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不能说对语言复制的研究和艺术创作有严密的探索和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和做法 现在的古典学首先讨论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言文学( philology ),几乎不涉及宗教信仰的问题 这个学科是诞生时专门研究中世纪“学术”( doctrine )的精细艺术( art ) 关于古典学的科学性,19世纪的尼采深有体会 语言训练是长期培养的科学习性,文科中的任务是“教授严密的思考、慎重的评价、前后一致的推断”、“只有在正确阅读的艺术,即语言文学,得到了最新的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所有科学才能赢得连续性和持久性”。 古典学的创始人都有批评的兴趣和改革的主张 使用稻草文案考证诠释学的做法,首先说明8世纪以来教皇世俗权力合法性依据的历史文件“君士坦丁的礼物”是赝品 古典学公认的创始人伊拉斯谟最重要的作品是希腊语拉丁语对照的《新约全书》( novum testamentum omne ) 他当时想用流利的拉丁语重新翻译《圣经》,但发现用希腊语《圣经》代替中世纪流行的俚语(武甘大)拉丁语《圣经》是最好的方法 他的事业奠定了古典学创始人的地位 伊拉斯谟新编和新译的《新约圣经》和《康普顿《圣经》都得到教皇利奥十世的认可,热爱伊拉斯谟,把他的新编本献给了教皇 出乎意料的是,宗教改革中流行的《圣经》的新译本是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激烈对立的根源,因此被认为是“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 但这不是伊拉斯谟的本意 圣经批评有从“低级批评”( lower criticism )到“高级批评”( higher criticism )的过程,但两者关系密切 复印件考证必然导致对《圣经》意义的批判性考察 有名的例子是“约翰短文”( comma johanneum ) 和合本和大多数现代版圣经新约约翰一书5:6-8记载了“这藉着水和血来的是耶稣基督。 除了水,还要用水和血,圣灵作证。 因为圣灵是真理 见证的有圣灵、水和血三个。 这三个也一样 但在中世纪流传的通俗书5:7—8中,“上天记得的有父亲、道、圣灵三种,这三种是一样的。 地上作证也有三个 (英王钦定本记:“fortherearethreethatbearrecordinheaven,the father,the word,and the holy ghost:Andthesethreeareone.Andtherearethreeethi, the spirit,and the water,and the blod:andthetheblood:and the host 但是,伊拉斯谟发现当时的希腊语《新约圣经》没有中间这一段,所以在新书的第一、第二版中排除了这一段,但第三版以后的版本根据新的希腊语副本恢复了这篇短文。 现在,这篇短文在早期的希腊语版和第一本拉丁语通俗读物中看不到,很多人相信有短文的希腊语版很可能是1520年的,短文是根据5世纪流行的拉丁语通俗读物边缘的注释翻译的。 罗马教会在1927年承认这是要处理的解释问题 在宗教改革中,《圣经》的低级批判走向高级批判 “低级批评”是“圣经”文案的正误、版本比较、文案的翻译 新教翻译采用的《圣经》首先引起了与天主教版本的纷争,新教采用的版本承认《旧约圣经》39卷为正典,拉丁语通俗读物《旧约圣经》46卷中的其他7卷和《以斯帖记》《丹尼 罗马教廷在宗教改革过程中首先阐明了《圣经》正典和关于教廷经典的教义。 1546年4月,第四次特伦特主教会议颁布了关于《圣经》正典的诏书。 那个重要的句子是,所有不接受正典的书都包含在“旧武甘大书中,主观上鄙视在此之前传下来的人”,“被诅咒”(即免教籍)。 这个规定以武甘大本为标准,明确了正典的卷目,和“之后以前流传的”,即天主教传经以前流传的权威 新教不仅否认教皇有解释圣经的权威,而且不承认罗马教廷以前传达的权威 加尔文后来是“基督教主义”,他认为“评价圣经的权利在于教会”。 因为这明确了《圣经》的复印件也是教会的目的。 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17世纪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在他们的着作中用大量的篇幅说明《圣经》,他们利用低级批判的语言文学考证,另一方面受当时自然科学做法论的影响,将《圣经》的解释转化为政治哲学的理论依据 “本文摘自《中世纪哲学十讲》、赵敦华着、复旦大学出版社、年6月版。 信息允许转载,现在标题为编辑制作,有删改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标题:【时讯】赵敦华:回到中世纪历史看到底什么是“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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